刑事法规

如何理解认罪认罚从宽处理?

日期:2020-08-03 11:25 / 人气: / 发布:admin

在搞了两年的试点后,2018年10月,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写入新修的刑事诉讼法中,由此全面推行。和很多新生事物的横空出世一样,人们需要有一个接受、排异的过程,在这个过程中免不了懵懵懂懂,甚至浑浑噩噩,导致全面推行的初期,认识混乱,做法不一。

虽然在18个地区开展了为期两年的试点工作,但由于各方主体的参与度、积极性不够,或者抓大放小的缘故,很多问题没有暴露出来,也没有引起重视,以致于全面推行后带来的问题全面暴露,争议不断。

在运行一年后,司法机关可能意识到这个问题,两高三部于2019年10月印发了《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》(以下简称《指导意见》),指导司法实践。本人就执业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现象进行列举和说明。

一、“认罪”是认罪名还是认事实的问题

关于这一问题,不少办案人员不加思索地认为“认罪”当然是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没有异议,如果否认指控的罪名,就不是认罪。实际上,对于犯罪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嫌疑人,其即便对行为性质进行辩解亦不否认其构成自首。如果仅仅将认犯罪事实不认罪名的行为与不认罪划等号,未免太简单粗暴,有损嫌疑人的权益。

因为在实践中此罪与彼罪之争并不罕见,有不少是隔着一个量刑档次的,如诈骗罪与非法经营罪、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等,面对同样的犯罪事实,定性直接决定罪名,罪名又决定量刑的轻重,而量刑的轻重可能就是五年以下和十年以上的区别,所以说罪名的选取、认定对嫌疑人来说事关重大。

其实,这个问题在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编著的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解与适用》(以下简称《理解与适用》)中已经作出详细说明,即认为“认罪”实质上就是“认事”,即承认主要犯罪事实,对个别细节提异议或者行为性质(罪名)的辩解不影响“认罪”的成立。

后来,《指导意见》干脆参照《理解与适用》的观点予以明文规定,但补了一刀,即“但表示接受司法机关认定意见的”。嫌疑人或辩护人既然提罪名异议,就是对认定意见的否定,而且因对量刑影响重大一般会坚持己见,如果不接受,就意味着不“认罪”了吗?所以,这个补充值得商榷。

二、“认罚”中适用缓刑的问题

本人第一次办理认罪认罚是在2019年2月份,据该制度推行大概四个多月的时间,当时涉嫌单位行贿罪的当事人表示认罪认罚,要在检察院签署《认罪认罚具结书》(备注:当事人已经取保)。由于本案另案处理的当事人上级领导已经被判刑,而且是缓刑。按理说,当事人的量刑建议也应该是适用缓刑,但公诉人偏不写明,以致于当事人签署之前非常犹豫,疑虑重重。

公诉人的说辞是,“我同意你们适用缓刑意见,但是我们院一般不会写明。”言外之意是,本检察院建议适用缓刑一般是不写出来的。当事人听后稍感安慰,但仍有一丝不安,担心这是公诉人“诱签”的托词,不过最终还是签了具结书。庆幸的是,辩护人在与法院充分沟通后,使得当事人最终适用缓刑。

这本来也不是个问题,实操中人为变成个问题。《理解与适用》也提到过,对涉及缓刑适用的案件,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时应明确刑罚执行方式,避免出现检察机关事先不提意见,待法院宣告缓刑后又抗诉,或者被告人自以为是缓刑,在判处实刑后提起上诉的情况。这段话已经说的很清楚了,但办案人员要么就视而不见,要么就觉得仅仅是书中观点,可以不遵照执行。

直到后来,这个观点也在《指导意见》中得以体现,即“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,人民检察院应当就主刑、附加刑、是否适用缓刑等提出量刑建议。”就这条规定,顺便说一句,检察院一般只就主刑提量刑建议,本人目前没见过对附加刑一并提量刑建议的。

三、认罪认罚适用范围和量刑建议问题

关于认罪认罚的适用范围问题,在《指导意见》颁布之前,办案人员对此看法也不尽相同。有的认为,只适用于出现在常见犯罪量刑指导意见中的20余种罪名,因为公诉人可以据此计算出比较精确的量刑建议,对于其他罪名,因为没有量刑依据和经验,暂时不适用。有的认为,只适用于罪行比较轻的犯罪,对于罪行较重的不予适用,因为担心罪责刑失衡。

《指导意见》颁布之后,明文规定,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没有适用罪名和可能判处刑罚的限定,所有刑事案件都可以适用。”比照上述观点,仅仅因为不会计算量刑而不适用显然说不过去。另外,认罪认罚只是一种悔罪的态度,没有这项制度,有的嫌疑人也愿意认罪悔罪,表示接受处罚。有了这项制度,反而不允许其认罪悔罪,有违常理。当然,也不用担心罪责刑失衡的问题,因为是否从宽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而定。

关于认罪认罚的量刑建议问题,公诉人一般提出幅度刑,即便是对于有“计算公式”的罪名,也是如此。因为公诉人一般没有接受过量刑方面的培训,即便有“计算公式”,在没有深入理解的情况下,也是不会运用“部分连乘,部分加减”的量刑规则,所以无法提出确定刑。对于没有“计算公式”的罪名,由于缺乏量刑经验,更是无法提出确定刑,只能提幅度刑,有的幅度刑甚至干脆就直接是法定幅度,如法定幅度为“五年以下”,量刑建议也写“五年以下”,这种空泛的提法其实是无效建议。

四、在已委托辩护律师的情况下,让值班律师见证的问题

在一起组织卖淫案的庭前会议上,公诉人突然宣布本案签署《认罪认罚具结书》被告人的名单,包括本人在内的在场律师无不感到错愕,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当事人已经认罪认罚了。于是我们纷纷提出异议,公诉人的回复是,被告人在值班律师的见证下签署了就行了,所以没有也没必要通知委托的律师。

当然,类似的做法本人不止遇到一次,但远没有这般完全无视辩护律师存在的傲慢,检察机关最起码事先会跟辩护律师打个招呼,就量刑建议问题“通个气”,并表示律师如果因路途遥远或者时间冲突不能及时见证,可以安排值班律师进行见证。如果事实清楚,证据充分,量刑适当,辩护律师同意值班律师“代劳”可以考虑。如果争议很大,甚至拟作无罪辩护的案件,辩护律师必须亲力亲为。

本人在外地有一个刑事案件,拟作无罪辩护。审查起诉阶段,公诉人告知我欲对当事人搞认罪认罚,由于疫情原因我不能前往并在场,遂安排值班律师见证。我强调了辩护律师在场对其知情权保障的重要性,公诉人不以为然,认为检察机关自然会履行告知义务,值班律师会提供法律帮助。

或许在办案人员看来,说一声“签了就从轻处罚,不签后果自负”,或者直接催促嫌疑人在权利义务告知书签字,就算履行了告知义务,保障了其知情权。实务中,有多少嫌疑人、被告人是误解了认罪认罚的,抱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心态签了再说的。

须知,认罪认罚的协商、具结书的签署,不亚于一场小型的审判活动,而嫌疑人自己看不到案卷,检察机关也不开示证据,值班律师没阅过卷。只有当事人委托的辩护律师对案卷了然于胸,却在没有事先沟通或者见证的情况下,径行安排值班律师见证,如何保障嫌疑人的知情权?

五、认罪认罚后能否作无罪辩护的问题

在这一问题上,各地的检察官、法官的看法都不一致。保守派认为,被告人认罪认罚后,辩护人不能作无罪辩护,因为既矛盾又投机。开明派认为,被告人认罪认罚后,辩护人可以作无罪辩护,因为辩护人有独立的辩护权,且即便认罪认罚仍然有无罪判决的空间和可能。

本人在此之前是不主张以辩护人具有独立辩护权的理由“忤逆”当事人意见的,认为如果当事人执意要认罪,应当尊重其意思表示。可今时不同往日,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以后,情况有所变化。实施之前,当事人的认罪意思表示一般比较自由、充分,如果其认罪,基本表示其真的想认。实施之后,在外界的施压下,被莫名的恐惧支配着,有不少是违心认罪的。

换句话说,以前也有根据认罪悔罪表现,从轻处罚的“优惠”,但当事人该不认罪的照样不认。现在只不过变成书面的形式,为什么就轻易妥协了?是对抽象的大幅度从轻处罚许诺的期待?对不签从重处罚的畏惧?还是说基于别人都签了,自己也签了算了的从众心理?对于这些,我们作为辩护人,不能视而不见。

说到认罪认罚的无罪辩护,就不得不提一下律师见证的问题,有的法官认为,《认罪认罚具结书》是在辩护人的见证下签署的,间接明确了辩护人对具结内容的认可。我们律师则认为只是对当事人签署自愿性的见证,并不是对内容的背书与认可。如果法官非得这么想,那我们拟作无罪辩护的律师只好按照本文第四点的操作,让检察院安排值班律师见证,我们辩护律师到时候在法庭上作无罪辩护时说一句“我没有去见证,所以不能表示我认可”即可。

六、上诉以及抗诉及时性的问题

据有关部门统计,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案件无上诉、抗诉的案件占96.3%,被告人上诉的案件占3.6%,检察机关抗诉的案件占0.04%,可能是案件选取的问题,但还是掩盖不了全面铺开后较多的上诉情况。

有些被告人在享受认罪认罚从宽的既得利益后,举起“上诉不加刑”的大旗,无所顾忌地选择上诉,作最后一搏。但是这一搏并不是没有任何代价的,检察院是可以通过抗诉来进行反制的。被告人在上诉的同时,检察院又抗诉了,法院的判决是不受“上诉不加刑”原则限制的。由此带来的后果往往是二审作出比一审更重的判罚。

检察院的抗诉理由通常是:上诉人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,否认先前签署的认罪认罚从宽具结书,致使法院对其从轻量刑的依据和法律基础丧失,原审法院判决明显不当。为了贯彻认罪认罚从宽制度,维护司法权威,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三十六条之规定,建议二审法院依法改判。

对于这一理由,有的法院会采纳,撤销原判项,加重处罚;有的法院不会采纳,仍然维持原判即可。有人说,上诉即是对认罪认罚的反悔,应当撤销“从宽”,恢复量刑。本人则认为不能一概而论,因为在量刑建议是幅度刑的情况下,法院取上限而判有可能引发上诉。如量刑建议为7-10年,被告人的期待值是7年或8年,结果判10年。还有一些是“技术性上诉”,主要是一些短期刑的被告人想继续留在看守所服刑,不愿去监狱,通过上诉拖延时间,这种情况也应区别对待。

至于抗诉及时性的问题。一般情况下,检察院拿到判决书后,能第一时间判断出是否判轻了,如果判轻了,就会及时抗诉。现在情况有所变化,法院是否判轻,是以被告人是否上诉为判断基础的。如果被告人第一时间便上诉,检察院还有抗诉的反应时间,如果被告人故意捱到10天上诉期的最后一刻提出上诉,检察院是来不及反应的。所以,实践中有在送达时间上做文章的,即法院向检察院送判决书比向被告人送判决书晚个5天左右,让被告人的上诉期先满,便得以解决。

最后,除了上述六大问题,还有很多细节问题,如藏着掖着不给辩护人具结书;已经搞了认罪认罚,庭审时被告人和辩护人也没提异议,以本案不适用为由擅自撤销认罪认罚;在侦查阶段就表示认罪认罚的与在庭审时才认罪认罚的,判罚上体现不出差异;认罪认罚了也不办理取保候审,无法体现程序从宽;侦查阶段表明认罪认罚态度的,也不写进起诉意见书中等。

给人感觉办案人员要么就没好好去学习、领会制度与文件,要么就还是喜欢根据以往经验、习惯办案,或者是出于便于办案的目的,机械司法、按需解释,全然不顾法理、立法意图和精神。

现阶段的问题,就是在认罪认罚案件中,冒进而行,主导有余,协商不足,漠视嫌疑人、被告人的权利,才会导致辩护人想在法院审判阶段做积极辩护,以致产生一系列的问题。当然,这项制度全面推行距今一年半,有龃龉之处,还属正常,就看日后能不能再加以调整、完善,逐步统一办案认识。


来源:刑辩在线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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